看过历史大剧《太平年》的观众，恐怕很难不被梅婷饰演的黄龙岛主俞大娘子圈粉。这位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商人，坐拥庞大船队，掌控东海商路，在乱世中凭一己之力撑起一方海上势力，飒爽果敢、有勇有谋，俨然是剧中最亮眼的角色之一。
很多人好奇，这位霸气的俞大娘子在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事实上，俞大娘子并非吴越国的真实历史人物，她的核心原型应是唐代大名鼎鼎的长江女船商俞大娘。史载俞大娘的航船规模惊人，可载万石、居百人、行南北，是唐代民间航运的传奇。而《太平年》将这一形象进行了艺术化移植，结合五代吴越的海洋背景，才塑造出了黄龙岛俞大娘子这一虚构角色。
不过，尽管俞大娘子源自艺术加工，但吴越国的民间海上浙商，却是真实存在的。在那个乱世割据的年代，偏安东南的吴越国，正是靠着一群像俞大娘子这样的民间海商，打通东亚海上丝路，撑起了国家财政。他们没有剧中的割据兵权，却以商船为帆、以诚信为舵，留下了跨越千年的商业传奇。
吴越国的生死命脉，系于海上航运
五代十国，中原战火纷飞，偏居两浙的吴越国，是少有的乱世乐土。开国君主钱镠定下“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国策，让吴越国历经三代五王，享国七十二年，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昌盛繁荣。而这份安稳与繁华，一半来自钱塘江海塘的水利守护，另一半，则来自海上航运的血脉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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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国的地理环境，注定了它必得“向海而生”。陆路之上，西有南唐、南有闽国，群雄割据，交通几乎被彻底阻断；而东面的茫茫大海，成了吴越国对外交流的唯一通道，更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生死命脉。这也让钱氏王族明白，吴越唯有深耕海洋、发展贸易，方能在乱世中立足。
于是，吴越国开启了中国古代罕见的“官民协同、以海兴国” 模式。
一方面，由官方出面设立博易务、回易务，专门管理海上贸易、制定商路规则、征收商税，同时修建杭州、明州（今宁波）两大港口，打造战船与商船，为民间海商保驾护航；另一方面，民间也涌现出大批以家族为单位的海商集团，他们驾着巨舟，乘风破浪，往来于中国、日本、东南亚之间，成为海上贸易的绝对主力。
这种模式下，海上贸易成了吴越国的财政第一支柱。史载吴越国“航海所入，岁贡百万”，每年向中原王朝进贡的巨额财富，绝大多数来自海上贸易；国内的丝织、制瓷、制茶等手工业，也因海外市场的需求飞速发展，越窑秘色瓷、吴越丝绸、江南茶叶，更是成了风靡东亚的“硬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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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没有发达的海上航运，就没有吴越国的乱世繁华；而没有那些敢闯敢拼的民间海商，吴越国的海上霸业，便成了无源之水。这些扎根明州、杭州的海商，堪称浙商中最早的一批“弄潮儿”，他们以民间之力，扛起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未来。
海上浙商领袖：蒋承勋与蒋氏海商世家
在吴越国众多民间海商中，蒋家是最耀眼、最具影响力的存在。以蒋承勋、蒋衮为核心的蒋家商队，虽不像电视剧里那样拥有啸聚海岛的割据实力，但他们获吴越官方授权，在长时间内主导中日贸易与外交，兼具着商人与外交使者双重身份。他们的事迹，主要记载于《吴越备史》、《日本纪略》等中日史料中，是吴越海上浙商的真实缩影。
嘉兴人蒋承勋是吴越国海上贸易的开拓者。在他之前，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多为零散的民间私商，无固定航线、无官方往来，规模极小。而蒋承勋凭借过人的胆识与商业眼光，成为第一个打通吴越与日本官方贸易通道的民间商人。
公元935年，蒋承勋与伙伴季盈张率领船队，从明州（今宁波）港出发，横渡东海，抵达日本博多港。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商贸航行，而是带着吴越王钱元瓘的书信与礼物，开启了吴越与日本的官方对话。《日本纪略》明确记载：“承平五年，吴越王钱元瓘遣使蒋承勋来，馈羊”，一次航行，让中断数十年的中日官方交流重新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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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十余年，蒋承勋成为中日之间的“常客”。他曾侨居日本两年，深耕当地商业网络；947年，他再次作为吴越信使，传递吴越王与日本左大臣藤原实赖的书信，架起了两国政治、文化交流的桥梁。
蒋承勋家族后辈蒋衮也是蒋家航海事业的生力军。公元945年，蒋衮率领俞仁秀、张文过等百余人，组建超大型船队赴日，船队规模、载货量均创吴越对日贸易之最，史料中也有清晰记载。
蒋家的贸易策略，清晰而精准：出口方面，船队将吴越国的顶级特产——越窑秘色瓷、绫罗绸缎、江南茶叶、佛教经卷，运往日本；在进口上，则换回吴越国稀缺的砂金、水银、木材、日本绢布等物资，既满足国内需求，又为吴越王室提供了进贡中原的珍贵贡品。
蒋家的经营模式，堪称吴越海上浙商的典范：家族传承、规模运营、诚信为本。以蒋家为核心，整合明州本地海商资源，形成船队集群，既降低了航海风险，又保证了贸易效率。更难得的是，蒋家始终坚守“官民协同”的底线，不拥兵、不割据，在官方的管理下合法经营，用商业实力赢得了吴越王室与日本朝廷的双重信任。
不过，蒋家在历史上的价值，远不止于赚钱。这些早期海上浙商，身上有着超越商人的格局与担当。
他们是民间外交家，在官方使节稀少的年代，用一次次航行维系着中日两国的关系和往来，填补了遣唐使停派后的外交空白；他们又是文化传播者，将中国的丝织、制瓷、制茶技术传入日本，同时带回日本的佛教典籍与文化，推动天台宗在中日两国的传播，让中日文化深度交融；他们更是乱世守护者，用海上贸易赚取的财富，支撑吴越国“保境安民”的国策，让两浙百姓免受战火侵袭，守住了一方乐土。
这就是真实的吴越海商，没有剧里的刀光剑影，却以商船为犁，耕海牧商，在茫茫东海之上，书写了更动人的传奇。
薪火相传：浙商精神的千年传承
公元978年，吴越王钱俶为免百姓战火，“纳土归宋”，存续七十二年的吴越国退出历史舞台。很多人关心，曾经风光无限的蒋家海商，最终结局如何？
史书中没有蒋家遭遇迫害、海难、败落的任何记载，这个传奇的海商世家，应当是迎来了最平稳、最体面的结局：纳土归宋后，宋廷沿袭吴越“官民协同”的海贸政策，设立市舶司管理海上贸易，蒋家作为明州顶尖海商，顺利转型为北宋海商，家族商脉得以延续。他们开创的明州—博多中日航线，成为北宋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航线；他们总结的航海经验、贸易规则，则大多被北宋市舶司继承——史载“海商之法，多取吴越旧章”。
蒋家成员的个人身影，在北宋之后渐渐淡出史料，但他们留下的海上浙商精神，却穿越千年，薪火相传。从吴越蒋家，到明清宁波帮，再到近代浙商，始终传承着敢闯敢拼的开拓精神、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家国为先的责任担当。蒋家的事业，没有因吴越国的消亡而终结，而是化作了浙商的海洋基因，融入到后世浙商的血脉之中。
结语：致敬太平年里的无名英雄
《太平年》里的俞大娘子，是艺术加工的传奇，满足了我们对乱世女杰的想象；而吴越国的民间海商，才是真实存在的英雄，撑起了中国古代海洋贸易的一片天。
这些早期海上浙商，没有王侯将相的名位，没有青史留名的光环，却以民间之躯，书写了中国海洋文明的辉煌篇章。他们是吴越国的经济脊梁，是中国海上丝路的开拓者，更是浙商精神的源头活水。
千年之后，东海依旧潮起潮落，而浙商敢闯敢拼、诚信家国的精神，依旧熠熠生辉。致敬这些千年之前的海上先行者，他们的传奇，不该被历史遗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