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摆在我们面前的世界似曾相识，却又面目全非。百年变局的说法和处在时代转折点的感受，使电影也呈现出大时代的彷徨感。
历史转折点上的人性
金性洙《首尔之春》（豆瓣评分8.8）把历史的时针拨回到1979年12月12日的汉城（首尔），把镜头对准了那场决定韩国历史走向的、惊心动魄的九小时政变。当年强人总统朴正熙被刺身亡，韩国进入了一个后来被称为“首尔之春”的政治温和期。但是12月12日的这场政变，彻底改变了历史走势，把韩国拉回到军事强权之下。这部政治惊悚电影，已经不能用超现实主义题材来形容。它剖开了权力更迭中制度和人性的博弈，告诉我们，精密设计的制度、看似强大的势力和所谓的道德高度，是多么的脆弱。
《首尔之春》海报
研究政治史的学者，最大的风险是陷入精英主义的思维。他们会非常认真（信以为真）地研究政治起伏中的政策分野、文化差异、理念之争，描绘出一个符合逻辑的线性故事，并试图为历史事件的发生寻找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甚至认为社会或者政权是一台精密设计的仪器，认为从制度层面即可推演权力斗争的结局。实际上，太多变量无法纳入考虑。历史学家在纸本上纵横捭阖，但若将其置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前夜，大部分人估计是惊慌失措、无所适从的。
《首尔之春》再次揭示了（任何一种）秩序的脆弱（换成年轻人的话说，就是“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政变的主导者陆军保安司令官全斗光（原型全斗焕）代表的是一批少壮派军官（“一心会”），他们在体制的夹缝中寻找机会，在最初的权力格局中并不占据优势。代理总统、国防部长、参谋总长都站在全斗焕的对立面。他们控制着韩国陆军的指挥系统和部队人事权，还掌握着特战司令部和宪兵监。同时，参谋总长任命李泰臣担任首都警备司令官进而掌握了首都治安权，更不要说政治伦理和道德上的高度不是全斗焕可以企及的。看似官僚们各司其职，谨慎周密，但这仅限于体制没有受到挑战。一旦整个体制遭到挑战而崩塌，这些人表现出来的脆弱令人瞠目结舌。作为全斗光对立面的李泰臣，是个充满人性光辉的角色，但他仅靠道义无法取胜——这是《首尔之春》超越大多数同类电影的重要原因。全斗光靠阴谋、胆大和收买，足以瓦解一个庞大的官僚体系。他那句名言是这部电影的最好脚注：“失败了才是叛国，胜利了就是革命。”
河南豫剧有一句老话，叫“不杀奸臣不刹戏”。显然《首尔之春》没有遵循这一原则，它以悲剧收尾，以全斗光成功复辟军事强权结束。相比电影，现实中的情况更具讽刺性，全斗焕活到90岁去世，并没有因为发动政变受到多大的惩处。历史上有一种阴谋家和殉道者的二分法——胜利的一方被描述为阴谋家，失败的一方被描述为殉道者，比如刘邦与项羽、司马懿与诸葛亮、秦桧与岳飞等等。殉道者的意义在历史长河中会不断被放大。许多对正义的追求和叹息，被寄托在这些殉道者身上。现实中理想主义者的失败，往往在文化思想中获得补偿。从这个意义上说，《首尔之春》也部分为代表理想主义的一方（李泰臣，可能导演想的是“李舜臣”）昭雪。
《首尔之春》彰显了历史转折时期的脆弱性。这部电影在韩国有700万人次观影，考虑到韩国人口不过5000多万，这个比例相当高。不知道这部电影有没有起到什么教育作用。但是这部电影上映后不到一年，韩国总统尹锡悦于2024年12月3日突然发布戒严令，希望通过政变改变不利于自己的局面，仅仅六个小时以后，就遭到了失败。这不失为这部电影增加了一个倍感讽刺的喜剧版本。
在克里斯托弗·诺兰《奥本海默》（豆瓣评分8.8分）的叙事中，我们仍然能看到这样的叙事方式。这部电影以人物传记的形式把我们的思绪拉回到从二战到冷战时期的核武器制造上，在技术革命下思考生命和文明。导演诺兰明显运用了对比的两条叙事线索，一条是彩色的，一条是黑白的，分别聚焦“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和政客施特劳斯，或者说分别聚焦奥本海默主观的感受和他所处的客观环境。施特劳斯内心的自卑导致他对奥本海默充满嫉恨——以至于奥本海默和爱因斯坦简单的对话也让其认为奥本海默在鄙视他的专业贫乏。施特劳斯反对美国出口某种放射性同位素，奥本海默回复，啤酒和铁锹也含有同样的同位素。在这部电影里，奥本海默是（科学精神）的殉道者，施特劳斯是（肮脏政治）的阴谋家。奥本海默可以制造出毁灭世界的力量，但是却躲不过小人的中伤。就像康德所说，宇宙和人心，是最难理解的两样东西。科学与政治的博弈始终影响着每个时代。宇宙的宏大和人性的卑劣始终并存。
《奥本海默》海报
现实中的施特劳斯作为冷战初期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创始委员，他是个爱国的保守派，强调美国优先和保护原子机密，支持发展氢弹。他推动的1954年的听证会导致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被撤销——直到2023年这部电影上映才获得平反。同样对奥本海默落井下石的爱德华·泰勒被誉为“氢弹之父”。在奥本海默造出原子弹却又希望加以约束时，泰勒热衷于研究更加强大的核武器。现实中他是伯克利空间科学实验室的创始人，也是后来里根总统战略防御计划的忠实拥护者。据说他是《奇爱博士》的灵感来源，在《奥本海默》中他成了奥本海默的参照体。
同时窥探到宇宙秩序和复杂人性，是否让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对人类的命运有了答案？原子弹爆炸时奥本海默脑海里出现的是《薄伽梵歌》的句子：“我已成为死神，世界的毁灭者。”原子弹的光芒如千百烈日当空争辉，映照出人类在知识和人性面前的永恒困境——人性在科技进步中似乎并未得到任何的进展。奥本海默自己也不过是被历史洪流裹挟的个体生命。制造原子弹，可以帮助结束二战，避免更大的伤亡，同时也打开了潘多拉盒，将人类置于毁灭的威胁之下。奥本海默后来反对研发氢弹，立场明显转向。但是在杜鲁门总统等人看来，这是幼稚和软弱的表现。奥本海默自己也是分裂的，一方面渴望造出原子弹，一方面又希望避免世界陷入新的危机。对科学和功业的向往，和道德自持的矛盾，让他陷入痛苦的精神内耗。电影中将奥本海默暗喻为普罗米修斯——后者从众神那里盗取火种给人类，遭到了宙斯的惩罚——但是现实中奥本海默并没有遭到众神的惩罚，而是遭到了人类的惩罚。
大时代的个人命运
程耳《无名》（豆瓣评分6.6分）把镜头对准了抗战时期的孤岛上海。“无名”这个电影名字，让我们很容易想到历史叙事——到底哪些人哪些事会（值得）被记住。何先生（梁朝伟饰）和叶秘书（王一博饰）穿梭于不同阵营，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用着真名、化名，在极端环境下为抗战的胜利贡献力量。很多真相需要看到最后才能拼接起来，正如历史学家从晦暗不清的文献记载、档案日记、图像符号来恢复历史真相一样。宏大的历史叙事背后，是众多无名之人。何先生他们甚至顶着汉奸、叛徒的身份行事，而日本特务机关长渡部的理想是回老家当农民——却洗刷不掉他作为侵略者的罪恶身份。何先生说，不论是石原派还是东条派，对我们都一样（是侵略者）。《无名》讲述的很像是一个被正史遗忘的新版本故事。
《无名》海报
大时代的洪流，考验着每个人的成色。每个人的艰难抉择，构成了时代的镜像。有的人很软弱，就像梁朝伟对话的一个叛徒（黄磊饰），自己说：“我是个软弱的人，不适合巨变的年代。”在他看来，“生灵涂炭把民众引向共和革命，共和革命又把他们推向生灵涂炭。”梁朝伟那段审讯的台词，可能是最让人容易记住的：“你心中的国民党，在民国十几年就已经死了。你现在看到的，不过是尸体腐烂的过程。”他似乎是代表汪伪政权的立场在说这些话，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种无名的台词，还是回到电影所强调的在极端历史背景下，以“他者”身份为信仰献身的精神。
马蒂·格肖内克《万湖会议》（豆瓣评分8.1）再次揭示了各司其职的精密体制如何走向了杀人的内在逻辑。整个电影的核心思想就是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导致600万犹太人被有组织屠杀的万湖会议，是纳粹德国为了响应希特勒号召，解决犹太人问题召开的一次“严肃”的讨论。在构建新秩序的乌托邦意识形态感染下，德国政府的相关部门代表被召集在一起。似乎没有人觉得自己讨论的是百千万人的生死。每个人都在代表自己的部门发言，讨价还价。会议服务人员有说有笑，轻松愉悦。艾希曼中校工作态度一丝不苟，精心准备资料。这场会议似乎跟任何一场政府会议没什么不同。参加会议的官员，超过一半都具有博士学位，知识储备并没有让他们更有良知。在元首的宏伟蓝图面前，没有人敢提出明确的质疑。为了建设“美好”世界，犹太人要被当做历史的垃圾清理掉。这就是“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的出炉过程。作为当事人，犹太人在会议上不可能有自己的代表，也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只是冰冷的数字和符号，是被讨论的对象。
《万湖会议》海报
会议中我们能看到部门主义和官僚习气。波兰总督府国务秘书约瑟夫·布勒关心的是有限解决波兰的犹太人问题。内政部国务秘书威廉·施图克特是犹太法律的编纂者，他提出了一些技术问题，比如半犹太人问题。但在海德里希斡旋下，放弃了自己的主张。但这并非对犹太人的同情，更像是技术官僚的惯性。总理府国务秘书克里钦格是唯一提到道德问题的人——但他担心的是屠杀犹太人会不会影响执行者的精神士气。于是艾希曼详细解释了如何用损害执行者精神最小的伤害完成清除犹太人的任务。这场一个小时多的会议，最终胜利结束，所有技术问题都被回答，帝国机器随即开动，拉开了屠杀数百万人的大幕。这个机器上的每一颗螺丝，都认真执行自己的任务，似乎只是履职而已，无需对死去的生命负责。从另一个角度看，国家体制很好，它可以轻易把最邪恶的目的用官方渠道和官方语言除罪化。但是当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海因里希知道这是邪恶的吗？可能知道。他在电影结束时说：“把会议记录发给每一个人，谁也别想说自己不知情。”
雷德利·斯科特《拿破仑》（豆瓣评分6.3）遭受很多非议。主要的原因是他拍摄的拿破仑，是重度去神圣化的拿破仑。他几乎把法国最伟大的领袖，描绘成重度恋爱脑的屌丝青年。拿破仑出身低微，想要获得约瑟芬的青睐，所以努力爬上第一执政的高位。他的一系列举动，包括从远征埃及前线归来、复辟帝制、入侵俄罗斯，都被归因于对约瑟芬的挚爱，是爱情催化下的决定，有的甚至是争风吃醋的结果。这种病态的感情直接把拿破仑的英雄史诗变成了城乡结合部小青年的逆袭，主打一个“我征服了天下，却不能留下自己爱的女人”的悲凉。这部电影，如果有优点，就是用矫枉过正的精神，把宏大的神圣叙事，改造成了荷尔蒙作祟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
《拿破仑》海报
长安不见使人愁
乌尔善《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豆瓣评分7.7）套用了一个宏大的传统神话故事，以周武王伐纣作为背景，实际上探讨的是父子关系。整个故事贯穿着两条线索，一条是弑父情节，一条是找回自己。为了确保封地诸侯不至于频频造反，商王建立了“质子”传统。各地诸侯都要献出一个儿子押在都城朝歌作为“质子”。若是诸侯反叛，质子必定被杀。这些孩子当初被选中送往朝歌，各地诸侯是经过一些权衡的——送到朝歌的必然是不重要的或者不能作为继承人的儿子——这有点像历史上屡屡出现的次子团。其实殷寿（商纣王）最初也是被权衡的那个儿子，他的长兄才是帝国的继承人。他通过“弑父杀兄”登上王位，也是长期受冷落的最终爆发。他鼓动苏全孝自杀，让四大伯侯的质子杀自己的父亲，谁杀了爹谁就是新的伯侯——这正是他自己做的事，他杀了自己的父亲，成了新的商王。在商纣王看来，他才是这些质子的父亲（和代表）。他希望带领和鼓动大家，杀死自己的父亲们，建立新秩序。纣王革命最彻底，把祖庙都烧毁了，当受到质疑时，他反问，祖宗在哪里？导演心中俨然有一幅“文革”的图景：挑动家庭成员互斗。姬发（后来的周武王）是众多质子之一，整部电影的另一条线索，就是姬发从认贼作父，到自我觉醒，回归西岐。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海报
电影中充满了关于父子的讨论。殷寿对姬昌的嫉妒，认为他有两个好儿子，而自己的儿子却要杀了自己。他让姬昌吃自己儿子的肉，认为禽兽尚且不食子，你连禽兽都不如，以此来为自己失败的父子关系辩护。西伯侯在路上收养雷震子，众人反对，认为雷震子长相凶恶是妖，但是西伯侯说，就算它是妖，是善是恶，也全看以后教诲如何。后来出手扭转局面的就是这个差点被弃养的义子。纣王让姬发杀死自己的父亲，成为自己的继承人。姬发最后要杀死自己精神上的父亲（纣王），才能回归自我。就像周文王说的那样：“你是谁的儿子不重要，你是谁，才重要。”
对于个人命运，王宝强《八角笼中》（豆瓣评分7.3）给出质朴坚韧的答案。里面有句台词，让人感到命运的沉重：“我们就像那打水漂的石头，无论多么努力向前，最终也不得不接受沉下去的命运。”但是《八角笼中》给出的答案，是命薄如纸，也当有不屈之心。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在残酷现实下努力生活的故事。正人君子热衷于扮演关心，站在道德高点指手画脚。实际上，浅薄的是我们自己。当我们开口批评别人的时候，我们要想到，这个世界并不是如你我一样，拥有诸多优越的条件。有的人，捧起饭碗，就已经耗尽了所有力气。
《八角笼中》海报
不论如何努力，李白都觉得自己不被统治精英阶层接受。长安，永远离他三万里，永远无法抵达。谢君伟、邹靖《长安三万里》（豆瓣评分8.3）讲述了门第的故事。鲜衣怒马少年郎的李白，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却希望能在繁花似锦的盛唐做一番事业，甚至不惜两度入赘，晚年还为了前途卷入永王之乱。那种“高堂明镜悲白发”的呐喊，到“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放下，让这位盛世诗人，前半生留在了强盛如斯的盛世，后半生埋入了满目疮痍的山河。相比李白的无才可怀（从投靠永王已经看出其政治判断力之差），高适是真有政治才干。但是在长安人眼中，渤海高家已经没落了。曲江宴上，没有他的位置。高适如果不是走玉真公主的门路，靠着讨好权贵，可能一生都抛洒在长安的夜色中。
《长安三万里》海报
对李白来说，不论你多么才华绝伦，都距离长安永远三万里。不夜夜笙歌，将人生抛洒在大唐的夜色中，还能做什么呢？毕竟“古来圣贤皆死尽，惟有饮者留其名”。如果不是安史之乱，原先的体制崩解，恐怕连高适都不能够出头吧。长安失陷三个月后，一生求功名的高适终于踏上了从八品逆袭成为节度使之路。崩盘后的大唐，才是高适这群人的大唐。更极端的如黄巢，长安不见使人愁，不见就不见吧，那就天街踏尽公卿骨。李白目睹了长安的大火、黄鹤楼的倒塌，享受了开元天宝盛世的人们，悲惨的死在接下来的战乱中。他感慨的是世事无常。但是高适情绪稳定，毕竟他写过“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虽然高氏是门阀造假的重灾区，毕竟他祖父有过耀眼的战功，又在军中多有历练，所以他成为安史之乱的既得利益者。讽刺的是，门阀还是在他的逆袭之中扮演了部分角色。
2023年的最佳影片，我愿意给克里斯托弗·诺兰《奥本海默》。
《奥本海默》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