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胡歌和杨紫是顶级剧咖，这话应该没人反对吧？
什么剧，有这二人之一就了不得，必然少不了话题度。如今《生命树》把这两凑一块演了部剧，得多大的声响？
可当我打开故事时，我懵了。嗯？青海？九十年代？盗猎？
为什么拍这么个这题材？我不懂。有多少人感兴趣，我说不准。
我只能看出来的是，剧本身是真不错。开头两集就能看出其底子的扎实，没想靠明星的光环去糊弄人。
实景拍摄，大西北的苍茫与残酷一览无余。天蓝地阔，风沙眯眼。对这种级别的制作而言，把画面拍成“远方与自由主题的旅游宣传片”只是入门的基本功。服化道还原出九十年代的粗粝质感，也是应该的，所以我也无意在这方面过多吹捧。
让我感到优秀的是，它叙事的视角，故事的展开，以及令人窒息的戏剧冲突。
开篇两集先给你看的，是困境，是四面八方、无路可走的穷与难。
故事以杨紫扮演的女公安白菊的视角切入。她是被胡歌扮演的副县长多杰抽调到了巡山队。
她的动机是什么，我只能猜测。可能是觉得进了巡山队就能进山，小姑娘爱冒险，想看看大山深处到底是什么样。可现实是，多杰压根不让她去，她每天面对的只有写不完的报告。原因摆在明面上，进山，太危险。
第一集开头就是追逐战，巡山队与盗猎者在荒野枪战，子弹横飞，生死一瞬。
这里的工作，不是浪漫的探险，是玩儿命的保卫。
于是，女主白菊的视角就成了观众的向导。巡山队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么危险？为什么又如此重要？
接着，镜头冷静地扫向巡山队的其他人。
我们看到了身为队长的副县长多杰，这个头儿他当得焦头烂额。他原本的任务是在无人区搞经济开发，给穷得叮当响的县里找条活路。可当他发现疯狂的盗猎行为后，一切转了向。他拉起了一支巡山队，到如今已经三个月发不出工资了。不是县里刻意刁难，是县里也穷，财政上压根没钱。他们脚下埋着矿，但没人、没技术、没钱去勘察。
更荒诞而现实的压力来了，县里开会，考虑裁掉巡山队。理由冷酷而正确，这支队伍没有经济产出，只有消耗，不如换成能找矿的勘察队。
多杰急了。
“就这一张羊皮子，黑市上卖八十美元，折合人民币六百多块钱，老百姓干一年才挣多少钱，这是多大的诱惑，如果无人区里，没有人管，盗猎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过不了多久，藏羚羊就会被他们打绝了，那剩下的是哪个，沙狐？野牦牛？还是雪豹。等到这些都被他们杀光了。青藏高原上还能剩下些什么？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光靠牛羊我们搞不成现代化，玛治县只盯着牛屁股，羊屁股，没有出路。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连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牛羊都保不住了！”
一番话，震耳欲聩。
他的困境是双重的，眼前的盗猎要遏制，长远的穷根要拔除。而两者，似乎互为死结。
他难，手下的队员更难。
多杰起初给他们画的是经济开发区、有色金属公司、国家编制的大饼。结果饼没见着，天天在荒野里跟盗猎者、跟淘金客拼命。“今天赶出去一百个，明天进来两百个”。工资没有，危险不断。就凭一腔热血？能坚持多久？
不止英雄的悲情，《生命树》还让我们看见一个更灰暗的现实。
县长苦不苦？他也苦。全县财政收入两百万，支出倒要一千万。寅吃卯粮，他拿什么跟市里交代？
医院也发不出工资，给职工发肉抵债。
公安局经费紧张，提审犯人前希望下面的先让犯人吃饱了再送过来，别来公安局吃白食。听着好笑，细想只是酸楚。
这就是九十年代的青藏高原。
《生命树》没有像彼时还可以不被枪毙的陆川拍的《可可西里》那样，将全部力量凝聚于反盗猎这一件事。
它要让你看清的，是在这片贫瘠而悲愤的土壤上，盗猎只是伤口，真正的病根，是穷。
它是反盗猎题材，但绝不止于反盗猎。它拍的是，在极端贫困的背景下，一群人如何试图守住生而为人的尊严与底线。
这种不回避复杂性的展开，在第二集的开头达到了震撼的高潮。
白菊按捺不住，跟着年轻队员偷偷进山。途中不慎撞上一只藏羚羊，他们惊慌失措，以为自己是害死珍稀动物的罪人，陷入巨大的自责与悲痛。
然而，下一秒，镜头拉开，眼前不是一只羊的尸体，是上百只惨死的藏羚羊，尸横遍野，宛如地狱图景。
偷猎者就在不远处。带她来的队员，当场被冷枪射杀。
极致的恐惧与悲伤还未消化，更致命的冲击接踵而至。在盗猎者的人群里，她惊恐地辨认出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她的亲弟弟。他正麻木地帮着剥羊皮，赚着几十块的快钱。
法律、亲情、正义、生存、罪恶、贫穷……所有宏大的命题和细微的情感，轰然对撞在一起。
这是执法者面对违法者，亦是姐姐面对弟弟。戏剧冲突从简单的正邪对立，变成了一个人内心血肉亲情的拉扯。
这难道不精彩吗？
所以我说，《生命树》这剧，胆儿真的挺大。
它敢用胡歌、杨紫这样的顶流，去触碰一个毫无流量的题材。
不过也确实有东西，能言之有物。
看这部剧，你注定无法轻松。之后的剧情，我想只会更让人揪心。因为反盗猎这事本身，就总是充满了现实的唏嘘。
曾经看过一部纪录片，《平衡》。主角奇卡·扎巴多杰，就是反盗猎的巡山队长。前任巡山队长，是他的姐夫，在执行巡山任务时被盗猎分子射杀牺牲。
片里有一幕，是扎巴多杰讲述，他们在野外断了伙食后，亲手打了面前的藏羚羊吃。
面对镜头，他就这么堂而皇之地说了出来，“我不这样做的话，好多同志可能饿死。我的有些做法也许有的人以为不对。但不对我也没办法，没办法的办法，就这样干了！假如从法律上追究责任的话，那就追究我个人，追究我这个扎巴多杰！”
这样一个雄鹰一样的男人，他的结局是什么？在自己家中，被子弹击穿了头颅。
盗猎者杀的吗？不，资料里是这样介绍的：
“玉树州公安局称，从刑侦技术勘察、法医鉴定和刑事调查等几方面的结果看，扎巴多杰系自杀。”
再回看纪录片里他说的话：
“建这个机构那个机构，我到现在还不平衡。他妈的！保护的时候我们来保护，事情我们办。拿钱的时候别人拿，那些乱七八糟的组织别人弄。很不平衡。我们几个月的工资拿不出来，也就这样干下去，将来对人类，对社会有点贡献，我认为是值得的，但是对一两个王八蛋——我忍！我死都不怕！”
所以，反盗猎，反的只是那些拿枪的盗猎者吗？
英雄往往不是死于敌人的子弹，而是被沉重的现实，一寸一寸地压垮。
《生命树》不一定能拍出这个，但哪怕至少能让一小部分观众意识到，就很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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